特大城市|大城市里，租房的年轻人过得好吗？( 三 ) 上海市

租客们过得好吗？
很有意思的是，这批学历相对较低、从事服务业的外地房租客，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其实和本地有房的人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大城市里面看到送外卖的、送快递的服务人员，他们的个人收入并不比很多本地人低，这是一个新发现，改变了我们既有的刻板印象。但是对比家庭收入时，他们变成了最低的，本地有房的人是最高的。
为什么？我的理解是，非大学学历的外地租房者大多是来打工的，可能自己来，也可能是夫妻两个一起来的，有一个人不工作或者做低端一点的工作，另一个人收入稍微高些，或者他们还要养一个老人或者孩子，所以整个家庭收入算起来是不高的。而自有住房群体很多是双职工，夫妻两个都在本地有不错的工作，家庭收入就会更高。

《三十而已》剧照
至于那些上过大学的外地租客，和本地有房的人比起来，虽然没有本地户口，但他们的个人收入很高，家庭收入也不低。不过房租在他们的总支出中占据相当大比重，在2019年，我们分析的特大城市里的的这部分人群，一年平均要花2万7左右。
并且，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影响下，年轻人已经开始把租房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选择。我们在研究时留意到，对许多年轻人来说，能买得起房肯定是最好的，但如果买不起，他希望在大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同时，能“住得好，住得舒服” ，简单来说，就是 “我买不起，但是我要生活品质” ，前两年大量爆雷的长租公寓其实就是在满足这类需求。
但过去不是这样的，过去大家在城市里可能会随意向私人住户租一个房子，可能装修老式，可能生活有很多不便利等等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高额的房租，仍在抑制年轻人们“享受型”的文化消费支出，包括他们的子女教育支出，都低于本地有房的人。
因为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情况下，这几个方面的消费是竞争性、互斥性的，租房的年轻人将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房租，这方面高了，另一方面就会变低，因为他们掌握的总体资源就那么多。尤其是非大学学历的外地房租客，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，既要支付相当高的房租，又要担负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的支出，留给文化消费的钱就极为有限了。所以，房租支出依然是各类青年房租客在特大城市中生活压力的重要来源。

再看他们的一些主观判断，就会发现，在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方面，有房和没房的人感受差距很大。有房的人里，有77%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，比外地房租客高出近20% ，在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上差异也达到了24% 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和认知，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影响不大，房子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。
但是在社会公平感的感知上，比如医疗卫生服务和依法公平办事，真正的差距在于有没有本地户口。不管有没有房，本地人的公平感都是比较高的，没有户口的外地租客对社会公平的感觉更低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，大学以上学历的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是最低的，甚至低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。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觉得自己的学历、职业和收入都不比本地有房、有户籍的群体差，但他们既没房，也在某些公共服务上受到排斥，因此，这批高学历、中高收入的年轻人变成特大城市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一群人。
目前特大城市的高房租，从绝对值上看，还不能算畸形。在纽约、东京、洛杉矶这些传统大城市，好的地段租金同样是很贵的。我们在一些企业调研时和人力资源聊过，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高科技产业，他们在招人时确实有一些因为住房问题而产生的困难，这个困难不是员工担负不起租金，而是他们更需要本地优质的公共服务。员工的收入其实不低，但他们想要的是子女受更好的教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