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植物园究竟该怎么建？( 四 )

全世界尚无一种植物真正回归成功
2002年，文香英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-圣路易斯校区留学。2003年，国内一个朋友托她到国际一流的密苏里植物园找一种植物材料。密苏里植物园已有160余年历史，是世界范围内植物保护的圣地。之后，园区管理人员向文香英提供了详细的有关信息，“包括该植物什么时候引种回来，种在植物园哪个方位，有几株、生长状况如何，哪些植物已经不在植物园了，不在的原因，工作人员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。”文香英说，国外很多知名植物园对于园内收集保存的植物管理得非常好，档案信息非常清晰，“国内很多植物园虽然收集植物可能有几千种甚至超过1万种，但是有多少活着，活得怎么样，还不是特别清楚，存在着‘重引种、轻管理’的现象。在对引种收集的植物的管理方面，国内外植物园还存在着一定差距。”
建立植物园科学记录管理系统最早由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（BGCI）提出。但时至今日，国内除了中科院作为主管部门的极少数植物园建立了科学记录系统，“绝大多数植物园对植物记录只有一个名字，有时候挂个标识牌，缺乏系统记录” 。许再富说，“连科学记录系统都没建立，你怎么评估迁地保护有效性，怎样为植物的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提供科学依据，科普教育又怎样展开？”
文香英说，国内很多植物园缺乏收集保存的植物的档案记录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：一是过去没有意识到迁地保护的植物到底有什么价值和作用，导致对该相关工作不够重视；二是一些植物园可能原本有植物档案记录，但因为植物园管理疏漏，人员更换工作较快、工作交接不当等，导致档案遗失。但近来来，一些植物园，尤其新建植物园，开始重视起这方面工作。
人才是另一个问题。对植物园来说，传统的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园工作所需的最基础的一个学科，这直接关系到园内植物的栽培、迁地保护的有效性。由于从事传统植物分类学研究周期较长，要坐冷板凳，发文章不快，文章影响因子也不高，在过于重SCI论文数量的风潮下，高校植物分类学人才的培养面临危机。王康坦言，建立国家植物园后，由于功能定位的转换，人才的供给、实验室及设备的升级都是挑战。目前，北京植物园（“北园”）现有的植物分类学人才只有十个左右，今后以迁地保护为重心，“人才就不太够用” 。
植物园引种栽培植物的终极目标是为让其回归自然。植物回归比迁地保护难度更大，所花费资金也更多。植物重返自然后，管理和监测是两大挑战。文香英所在的BGCI对承担保护的每一物种都会提供3到5年的资助，资助额从24000英镑到40000英镑不等。植物园和林业部门等合作机构也有相应配套经费，但是对于植物多样性保护来说，经费依然不够。
评价种群回归是否成功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截至2020年年底，国内植物园开展了约300个植物回归引种项目，涉及206种。孙卫邦解释说，植物回归自然成功的标准是种群要能够自然更新、对生境无害，并能参与其所在生态系统生态过程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世界上还没有植物回归成功的案例。
许再富认为，国内植物园应根据其基础和所拥有资源进行恰当定位，不要盲目追求引种、栽培，展示植物的种数，不要求全、不要面面俱到。
孙卫邦说，植物园在制定物种收集保存策略时，要充分考虑收集保存种类的目的。对于国内植物园来说，应考虑自己的收集策略和迁地保护策略。“要思考收集每一种植物的用途是什么，是用来进行科研、物种保育，还是科学传播、资源利用、保障区域国家战略植物资源安全，国内很多植物园好像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” 。